开放编年史 | 1988:强国梦

时间:06-07/2018 12:41 | 点击次数:

编者按:1978年至2018年,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,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。我们曾经驱散阴霾,信心百倍;我们曾经备受挫折,心灰意冷。但是最终,我们没有迷失方向,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,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,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,记录荣与衰、权衡利与弊、评议长与短、分析得与失,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、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。

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,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,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。然未有涓涓细流,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?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,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,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。

仲伟志/文

赵瑜向体育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,咄咄逼人,毫不留情: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,还有什么积极意义?金牌的背后是什么?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,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?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?绝大多数人只有“看”的机会,却无“干”的场合,金牌的意义何在?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,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“国宝”——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?

奥运期间,一家媒体开设《奥运金牌猜猜猜》栏目,但几乎没有人猜中。最后,得大奖的是北京一个工人,只有他猜到中国能得四五块金牌。记者采访他,问:你怎么知道只有四五块?他说,因为看了《强国梦》以后,觉得是这样。

1988年元旦前,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揣着一部报告文学手稿来到北京。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年代,“问题报告文学”成为主流,刘宾雁、苏晓康名噪一时。偏居晋东南上党地区文联的赵瑜,此前写过《中国的要害》、《但悲不见九州同》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,时称“晋军猛将异峰突起”。

但这一次,33岁的赵瑜带来的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。它即将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和争议,与《河殇》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。这是一部讨论中国体育的作品,与此前盛行的“冠军文学”大唱反调,它的主要内容,与《河殇》那个著名的开头颇有渊源:“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,大伙儿都跳、都哭。如果输了呢?大伙就骂、就砸、就闹事。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。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,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。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?”

赵瑜找到了《当代》杂志社。《当代》杂志主编、副主编与其主办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集体拍板,决定尽早刊登,同时预案三条以防不测:第一,如果国家体委方面打电话就《强国梦》质询,可回以“这是文艺界的事,体育界最好不要干预”;第二,若“上面”有人以个人意见打招呼批评,不予理睬,但记录在案;若“上面”正式以组织名义批评,则集体承担责任。

对《当代》来说,这是一个颇为不易的决定。很多年以后,当赵瑜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,反复叮嘱我要在文章中提及这些人的名字,以表感谢,比如章仲锷,比如刘茵,等等。当时,他们异常兴奋却又如履薄冰,整个稿子的审议、编辑、印刷,都处在一种保密状态中,以致到1988年4月《当代》(季刊)在当年的第二期推出《强国梦》之前,国家体委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《强国梦》一出,天下哗然,体育界首当其冲。据香港《大公报》1988年12月4日报道,当时正在天津比赛的八一体工队队员,闻讯排队抢购《当代》杂志;北京体育学院墙报登出《强国梦》摘要,校内大量复印《强国梦》原文。《新华文摘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三十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,广播电台予以连播。中国作家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《强国梦》单行本,而且把《当代》杂志删去的两万余字补回,一次就印了15万册。在其封面登出的数十字摘要中,“中国体育的误区”等字眼赫然在目。

《强国梦》横空出世,体育主管部门极为紧张。事实上,《强国梦》不仅仅是向国家体委的工作挑刺儿,更要命的是,它“泄露”了中国体育史上的诸多疑案与秘密,如乒乓名将韩玉珍在日本比赛期间的自伤问题、中国现役国手服用兴奋剂问题、职业运动队的性质问题,等等。赵瑜是谁?何以如此知根知底?

有关方面很快弄清了赵瑜的底细:1955年出生;70年代入山西省少年篮球队,稍后转入省青年自行车集训队,多次代表晋东南地区或山西省参加比赛,曾获山西省男子公路50公里自行车赛第五名、晋东南地区男子100米蛙泳冠军;后出任晋东南地区男篮教练,并以教练身份参加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;因喜爱文学,1978年开始在报刊陆续发表小说、散文、电影剧本;1983年考入晋东南师专政治系,两年后分配到地区文联;“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”。

那个时候,中国竞技体育与电视机行业几乎是同步发展的。在“重大体育比赛”前夕,电视机往往成为商店里的抢手货。女排比赛期间,万人空巷,夺冠之后,北京城彻夜狂欢。在庆祝“胜利”的游行中,激昂、亢奋的北大学生喊出了“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”的响亮口号。这个口号很快传遍中国,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标语式语言。这个口号也成为有关方面后来讨伐赵瑜的撒手锏。

一个长期羸弱的民族,当然无比希望获得强者的荣光。1932年,刘长春作为唯一的中国运动员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运会,无功而返,“弱国无外交,弱国无体育”的浩叹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。1984年,中国人“从哪里跌倒,就从哪里站起来”,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拿到15枚金牌,一时间,全国所有的舆论工具共同演奏出了轰轰烈烈的“欢乐颂”。也就是在此前后,中国体育界决策人提出了一个极为浪漫的口号:在本世纪(20世纪)末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。

中国一时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、科技强国、军事强国,但可以率先成为世界体育强国?这一“体育超前论”听上去有些天方夜谭,但经官方认可,居然大行其道。在如此导向之下,中国的媒介把体育新闻变成了“金牌新闻”,把体育报道变成了连篇累牍的宣传。体育文学也几乎变成了“金牌文学”。为讴歌运动员夺取金牌的雄心,电影《沙鸥》中的主角——女排运动员沙鸥竟然把刚刚获得的银牌扔进大海,这引起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批评:这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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