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旦中文百年论坛:文学力量更在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

时间:05-13/2018 19:48 | 点击次数:

1917年,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值得记住的关键年份。这一年,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,而尚在美国的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作为呼应,陈独秀发表了《文学革命论》——这是现代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。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在这样的风云际会下宣告创立。百年国文,斯文鼎盛,复旦大学中文系培育出了一辈又一辈名师高徒,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扛鼎之著。

复旦中文百年论坛:文学力量更在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

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尚君主持论坛

12月8日上午,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报告厅举行。来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岭南大学、台湾大学、东京大学、神户大学、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近40所著名高校的40位中文院系负责人和学者代表,谭健、李吟、李志勇、王安忆、卢新华、李辉等200余位来自各界各领域的系友齐聚一堂,共同见证百年诞辰的盛会,纵论中文学科发展脉络。

复旦中文百年论坛:文学力量更在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

现场嘉宾

“我们能够有一点成就,都是得益于复旦中文系的培养”

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,初创于1917年设立的国文科,1925年改称中国文学系,确立的办学宗旨是“整理旧文学、创造新文学”,体现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并重的精神。抗日战争时期,辗转重庆而弦歌不断。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大调整,使得“复旦中文”再展新颜,一大批著名学者来到复旦中文系,学科结构更为完备合理,并形成了具有独特优势的一批专业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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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中文学科教师代表濮之珍讲话

作为复旦中文系最年长的两位教授之一,濮之珍就是在1951年和丈夫蒋孔阳一同调入复旦中文系的,在复旦中文系的涵育下,他们分别成长为语言学大家和美学权威。回顾学术之路初始,濮之珍记忆犹新:“刚到复旦时,我们就感受到学校校风好学风好,而且系里对年轻教师培养鼓励力度特别大。”在当年的校庆学术报告会上,濮之珍写了一篇《论语言的社会本质》,蒋孔阳写了《论文学艺术的特征》,在会上报告,令他们意外的是,这两篇文章不久竟都在权威期刊《复旦学报》上发表,“这在当时对年轻教师是很大的鼓励。”

就这样这对学术伉俪在复旦中文系逐渐成长为名师大家,在各自领域出版了诸如《语言》《中国语言学史》《美学新论》等重要论著,在国际学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濮之珍1987年荣获上海市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,1992年荣获国务院高等教育突出贡献奖,蒋孔阳则在1991年获得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,《美学新论》获全国教委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奖项。

“我倒不是自夸,是想说,我们两个能够有一点成就,都是得益于复旦中文系的培养。”濮之珍动情地说。

“现在我们的中文学科,处在中文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”

曾担任7年中文系主任的陈允吉,于1957年拿到录取通知到学校报到,当时有两件事给陈允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是录取通知书上,时任系主任郭绍虞的话,大意是学习没有捷径,要老老实实从最基础的做起;另一个则是中文系与数学系两系新生联欢会上,中文系教授赵景深清唱了昆曲《西厢记》选段,这让初次接触昆曲的陈允吉感到新鲜,也为选择了文化氛围浓厚的中文系感到庆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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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中文学科教师代表陈允吉讲话

时至今年,已经78岁的陈允吉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教书已经有一个甲子,看到当下中文系薪火相传、人才鼎盛,他感概道:“这六十年,我看到复旦中文有很多成就,不讲了,总的一句话,就是现在我们的中文学科是处在中文系历史上最好的时期。”

“经典的价值无法抹去”

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梅家玲在论坛期间,出入于复旦中文系师生和系友之间,常被问到和复旦中文系的关系,她总是不无尴尬地笑言,自己虽然不是复旦中文系友,但自己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却是和复旦中文系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复旦中文百年论坛:文学力量更在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

学界代表台湾大学梅家玲讲话

梅家玲的初中时代处于台湾升学至上的年代。“所有的课程教学都是以考试为导向,老师上课完全不讲题外话,只是针对课本做最能让你考上高分的讲解。”但是她的一位国文老师却不以为然,觉得应该引领启发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,他教给梅家玲他们的第一首古典诗歌就是《卿云歌》(编者按:复旦大学校名的出处)。

“卿云烂兮,糺缦缦兮。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。”这些优美的文字、动人的意蕴让梅家玲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到了高中,她就到图书馆找相关的书籍阅读。“我花了一整个学期‘生吞活剥’看得很辛苦但也很快乐的一本书,这本书是没有写作者名字的,叫做《中国文学发达史》。”当她以第一志愿考上台大中文系时,梅家玲收到了高中国文老师寄来的礼物,是两本书,其中一本又是没有作者名字的,叫做《修辞学发凡》。在她读博期间,一门课程必读读物叫做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这次有了作者名字,叫郭绍虞。

“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几本书的启迪之下开展并完成的,直到后来我才知道,《中国文学发达史》的作者是刘大杰(编者按:此书大陆版名为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),《修辞学发凡》的作者是陈望道。”原来在当年台湾“戒严”的年代里,因为政治因素,很多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被抹去了名字。

“但是这也从侧面肯定了学术著作的经典性。作者的名字或许可以抹去,但经典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。”当梅家玲得知,刘大杰、陈望道、郭绍虞这些前辈学者全部都是复旦中文系的教授,顿时对复旦中文充满了景仰和感激。

“跟我有同样经历的绝对不在少数,譬如说我就碰到许多学界的朋友他们会告诉我,他们之所以会研究传记文学是因为读了朱东润先生的著作,之所以喜欢新诗是因为读了刘大白先生的作品。所以说复旦中文的影响是海内外共睹的。”

文学的力量还关乎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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