观千剑而后识器重

时间:12-07/2018 03:28 | 点击次数:

观千剑而后识器重

《大国重器》一书,是2015年5月20日校改定稿的,迄今,已过去了两年。我的写作初衷,并非为自己44年军旅生涯解甲归去而作,而是为第二炮兵组建50周年献礼,亦是为火箭军元年开笔。岂料,一波三折。原定出书时间为2016年7月1日,即原第二炮兵组建50周年的日子,最终出版却延后了两年。这期间,火箭军政治工作部首长和宣传局领导找我商谈,觉得这是作家数载心血之作,一朝沦为废纸,实在可惜,问我还有什么办法,我思忖半晌,提出,不要再为难领导,还是由出版社走程序,报请新闻出版总署备案,呈请军委宣传局批转军事科学院专家权威审读吧。若有差池,会有更高层级的机关和专家担着。领导说这是一个好主意,欣然同意,于是便进入漫长的审读和备案流程。

观千剑而后识器重

火箭军官兵开展野外训练

直到2018年春节前,军事科学院专家的审读意见出来了,对《大国重器》一书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,说写得非常感人,翔实可信,符合历史真实,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,同意出版。仅要求改两个小细节,我在2分钟内便完成了。然后,长舒了一口气。

也许是上苍冥冥安排吧,我没有想到,居然会用《大国重器》作为自己戎马生涯的终章之作,并与我的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一起,构成为“火箭军文学”的三部曲。彼时,我想到了这么一句话:风也,徐也,剑也,器也,沐东风而知春暖,观千剑而知器重。也许有点自恋吧,我将其放在《大国重器》一书封面导读,以期表达一种宏大叙事的重与轻,史诗长卷的小与大,来诠释军旅文学的中国气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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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原子城旧址—西海镇金银滩

何谓中国气派?其实就是一种上古的正大气象。远可以溯春秋骑士之风、贵族风度和侠士之义。而承载这种气派的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底蕴,它犹如一口深深的人类精神之井、思想之泉,令中国作家淘之不竭,取之不尽。

然,检视当下之中国文学,离中国气派渐远,亦鲜见中国文学精神在流淌,原因何在,在于我们皆迷失于物欲横流之中,咀嚼那点小感情、小风月、小世界、小情调。故将文学的自我,迷失于历史与时代的深谷之中。上古时代中国气象不再,古汉语之高贵、典雅、洗练之美尽失,唐诗、宋词的平仄押韵节奏之美崩溃,一夜之间,中国文学被完全西化,变成一个个、一段段、一篇篇繁复、冗杂、累赘的长语、长句、长文,毫无精粹之感。由此而来,中国文学失去了本色,迷失了自己,完全找不到北。太史公的经典细节之美,唐传奇简约之美,元杂剧的一咏三叹,明话本章回小说白话之韵,皆流失了,使中国当代文学评价标尺完全西化,世界性似乎有了,可是却有克隆之嫌,中国韵味和气派无文、无神,成了一条干涸的河床。毋庸置疑,倘若传统文化缺席,创新便无根、无魂,同样,没有中国文学的道统和法度可依,遑论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。

于今天而言,中国气派的文学,避不开殿堂书写的宏大叙事,也许有的作家会流露出不屑,以为这是一种谄媚的书写,殊不知,自春秋时代《诗三百》始,史官所作,御用文章,就是奉朝廷之命正统撰写,皆为宏大叙事。绝对是主流叙事,但决不影响其作为史家绝唱、无韵离骚而流传于世。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皆如是,都是一种宏大叙事。因此,在我看来,主流文学就未必凸现了文学劣势,写宏大叙事的主旋律文学,虽有被人矮化之嫌,但作家大不必自卑,亦无须自恋,这并不等同于没有文学素养和天分。同样,民间和私人叙事也不尽然是神品逸出,作家皆可天马行空,特立独行,睥睨文学版图。今天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,长期从事主流文学创作的人,尤其渴望自己的作品畅销,急于得到民间和社会的认可;而长期游离于体制外自由写作的人,又特别渴望被招安、被官方肯定,获得体制内的大奖。

回顾自己的文学之旅,因为《大国长剑》一炮打响,一剑挑三奖,将首届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奖囊括手中,故入主旋律作家之列。新世纪以降,受中宣部、中国作家协会或军委宣传局委派,曾多次深入到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现场采访,比如青藏铁路、西电东送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,以及“98长江抗洪”“08抗冰雪”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,还有刚刚落幕的南海填岛,我有幸一次次地抵达创造新史诗的地标。毫不掩饰地说,有些作品还是具备了新史诗的一些品相。比如《大国长剑》《东方哈达》及未出版的《麦克马洪线》等,受到不少专家激赏,但是离真正意义的新史诗之作还差距甚远。

观千剑而后识器重

改革开放的40年间,我们经历了一个奇迹与梦想不断发生的年代,好多工程堪称前无古人。然而这些大工地、大工程、大创造后边,站着一支亿万人的农民工队伍。青藏铁路,他们是主角;2万多公里高铁修建,他们是主角;南海填岛,仍旧是主角;所有大工程背后,都有他们的身影。然而一旦落幕,他们便默默地离开,留下甲方,留下官员,其实最该留下的是他们。采访时,他们的名字都很难问到,遑论被人记得。作家有责任为他们代言,将他们的平凡、质朴的故事,写成新史诗。这形同一场大的决战,兵燹硝烟散尽,辉煌落幕,剩下来的就是作家——讲好中国故事。

对于长期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我来说,重要的一点就是将过去重新归零,重整行装,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,深深地淘一口新史诗的世相之井、命运之井、情感之井、精神之井、文学之井。这种文学的淘金之路,窃以为,离不开芸芸众生,离不开那些创造了奇迹却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从他们真实的故事里去寻找中国气派的真谛,才是应有之义。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,每天都在直面光怪离奇、五彩缤纷,呈现于作家面前的“真实”被无限放大,乃至扭曲变形。纵使作家再飞扬文学想象,都无法抵达彼岸。我秉持一个观点,真实生活远远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,这需要作家以行走之姿,走到,听到,看到,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和人物去发现独特生动的细节与精彩。重大题材的文学,追求一种大视野、大景深的历史和现实全画幅,确实达到力拔山河、气韵沉雄之境,无可厚非,但是,它是有边界和底线的,不能仅仅是浩浩荡荡,无边无际,见山不见雾,见江不见浪,那就没有史诗之壮阔气象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,一个从事新史诗写作的作家,要从宏大叙事之中涅槃而出,以新史诗的中国气派的表情,以丰沛的精神世界、情感世界、知识世界,直面新时代。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,站在一个更高、更巧妙的视角,以一种历史、哲学和美学的眼光赋予时代新意。“写人民苦辣酸甜,写百姓的欢乐忧伤”,这不仅仅是主旋律版图的一次文学拓展,更是一种高度的哲学自信、文学自信。它与世界优秀文学书写的坐标完全重合,且蕴含了人类文学古老的真理,即爱情、荣誉、怜悯、自尊、同情与牺牲等人类文学的普世情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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